『壹』 最先提出中印之间“龙象之争”的是谁

美国《商业周刊》高级编缉皮特·恩格戴奥，此人长期关注中印两国的崛起，曾经在《商业周刊》上发表过多篇有关中印经济发展的文章，其中“Chindia”一词就是他发明的，并作为其专著的书名（中文译名“龙与象”），书中有大量关于中印两国的对比，因此许多人将他的文章理解为中印两国之间的发展竞争也就是“龙象之争”。

『贰』 中印龙象(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怎么样

中印龙象(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是2015-09-16在天津市河北区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位于天津市河北区乾华园1-1-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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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如何看待印度与中国的所谓龙象之争，为什么印度

长期以来，印度就以中国为比较对象，国家发展方面，也巴望能够有朝一日得以超越中国。可几十年过去，不仅“超中”梦想没有实现，印度与中国的距离反而越来越远。

印度为何不能超越中国？，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折射出了印度三个“基因缺陷”：
一、相对封闭的地缘结构
南亚次大陆的地缘格局非常独立，其东，有巴坎—若开山脉；北面是喜马拉雅山脉和西藏高原；西边，是俾路支高原和兴都库什山脉，南面则是一望无际的印度洋。这些高等级的地缘屏障，严重阻断了地球上其他主要地缘板块与南亚次大陆之间的交流沟通，换一个角度，也对印度文明的安全和独立发展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地缘结构的相对独立，意味着当印度文明实现对南亚地缘板块的覆盖后，很容易就丧失了继续对外拓展影响力的动能。外来威胁的较小，让印度文明不像古代的中国那样，长期遭受漠北游牧势力的威胁，故需要采用中央集权的政治形态，最大限度的集中国内资源加以应对
当然，印度倒也不是一点外患都没有。兴都库什山脉对面的中亚游牧民族，就时不时翻山越岭过来侵略——而这正好是印度农耕文明的天敌。
然则，尽管中亚游牧武装会周期性的袭扰南亚，甚至取得政治优势，可他们并未在在文明体系层面，实现对印度文明的颠覆与取代。
这又是为什么？内因方面是因为印度文明有着庞大的体量，深厚的底蕴，铲除难度较高。而外因方面，也跟中亚自身地缘条件的缺陷有一定关系。
中亚地处亚欧大陆内陆腹心，是中国、蒙古、印度、波斯以及阿拉伯等自古以来的亚洲强势地缘势力的中枢交汇之地。犬牙交错的地缘格局，再加上中亚本身相对较弱的地缘潜力，这内外因素决定了，这块地方，不便于孕育出一个强大并且可以长久维系的本土力量，在更多的时候，它都是周边列强的逐鹿场，并为胜利者并入麾下。
不过，不管是东亚大陆、蒙古高原，抑或西亚的波斯高原、美索不达米亚，这些历史悠久的亚洲强势地缘板块，它们的本部核心区，跟中亚的地缘关系都是十分之疏离的。这即意味着：哪怕有一个外部力量，一时将中亚征服占领，其对该出之统治基础也不可能强劲稳固。只要这个外部势力的自身实力略有下降，其它势力，乃至于中亚的土著都有可能趁虚而入，使该地统治易主。
中亚的动荡与混乱，既大大削弱了它入侵南亚次大陆的势能，也意味着——那些得进入印度的中亚入侵者，鉴于其背后缺乏一个稳固的大后方，故不便聚集出强大且稳定的力量，使得自家的原有文明，对印度文明颠覆和替代。甚至于，为了巩固自家千辛万苦才取得的印度统治权，这些外来户倒是极有可能会根据次大陆的世纪情况，对自个儿做些改变。这种自我改变的后果，就是这些外来势力在建立对南亚的统治后，文明属性层面却开始本土化，其最后之结局，就是自身渐渐融入印度文明。
既没有可能继续扩大文明边界，也没有被颠覆和替代的可能；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长期稳定，其后果就是内部矛盾就得以凸显，折射到政治上，次大陆内部各地缘板块之间的“窝里斗”，就成为印度文明贯穿古今的一条发展脉络。
二、地缘核心的肢解
政治上的大一统，一个最直接、最基本标准，就是中央集权。不过，谋私乃人之本能，南亚内部各次级地缘板块的本土地缘势力，也存在着博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天然冲动——而自然而然的会与中央集权产生冲突。尤其是那些相对边缘的板块，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它的本地区利益，或会因为中央之统筹规划而受到限制乃至于损害——这不可避免的会招致这些边缘板块势力的怨言、嫉恨乃至反对。这种情况下，要巩固中央集权体制，一个必要前提就是——国家必须存在一个足够强大的本部核心区。
一个强大的本部核心区，能够为中枢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让它拥有压制边缘的能力。借这种强大的本部势力，来树立中枢的最高权威，进而确保中央集权可以维系。而换句话，中央集权制度下，各边缘地区的资源会加速向本部汇集，位本部的强势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撑。
中国即是这种政治架构的经典代表。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本部核心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综合地缘实力算得上是世界一流，而从区位来看，也大致处在东亚大陆高开发价值区域（即中国东中部）的中央，这意味着以此为依托的中原王朝，其之地缘扩张能够得到强有力的支撑，并随着这种政治和地缘影响力的扩散，完成对东亚大陆大多数次级地缘板块的征服和吸纳。
而与中国相似，古印度文明的本部核心区，也是依托两条河流而成——即恒河流域跟印度河流域。当然，恒河、印度河的档次，比长江、黄河那还是差远了。但考虑到南亚次大陆本身的规模也不能与东亚大陆相提并论，这样来看，以这个南亚版两河流域为依托，一统南亚也差差够用了。
只是，尽管本部的地缘实力足够，不过印度却并没有因此，打造出跟中国一样的中央集权。相反，贵为次大陆两大核心板块之一，古印度文明发源地的印度河流域，在之后的岁月中，甚至从印度文明体系中剥离，皈依了伊斯兰文明。现在的印度河流域，已经是巴基斯坦国的核心板块。
印度文明为何连发家之地都保不住？
一个非常关键的地缘因素是，在印度河流域跟次大陆主体板块之间，出现了一个总面积六十万平方千米的塔尔沙漠。
之所以用“出现”这个词汇，是因为最初此地并非沙漠。只是气候环境的变迁，以及人类活动导致当地植被惨遭破坏，致使这块土地后来慢慢的荒漠化。而这种自然环境的改变，也深深影响到了南亚次大陆的地缘政治格局。

首先，塔尔沙漠的出现，严重妨碍了印度河流域与次大陆其他部分——尤其是恒河流域之间的交流与联系。这种物理层面的强势阻断，大致二者不仅无法跟中国的长江、黄河流域一般，随着文明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逐渐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反而渐渐走向分离乃至对抗。

而中亚势力的渗透，更使得这种剥离得以加剧。印度河流域正好处在南亚次大陆的西北端，是中亚进入南亚的首站，也是必经之地。这种地缘关系，意味着印度河流域不可避免的受到中亚的深度辐射。再加上中亚游牧武装的强劲军事实力，这种种因素，导致虽然印度河流域本身的地缘潜力逊于次大陆另一个核心板块——恒河流域，但却依然而已自成一派，跟恒河流域分庭抗礼。
而随着伊斯兰文明的崛起，中亚土著势力陆续皈依，在他们的强势影响下，印度河流域的人文特质也逐渐出现变化。
虽说伊斯兰无法再整体上将南亚的原生印度文明替换。不过至少在跟中亚关联密切的印度河流域，伊斯兰仍然取得了优势地位。再加上塔尔沙漠的存在，大幅削弱了印度河流域和以恒河流域为代表的南亚主体板块之间的交流与联系，久而久之，印度河流域最终从印度文明体系中剥离出来，成为伊斯兰文明的一部分。
印度河流域的伊斯兰化，大大削弱印度文明的整体实力。而印度河流域与次大陆主体部分，尤其是恒河流域的地缘与文明冲突，更对后者形成了强力牵制，让它不能积蓄出足够的力量，来巩固对孟加拉、德干高原等次大陆其它边缘板块的绝对压制。这样一来，中央集权也就不可能实现。
三、种姓制度的束缚
上古时，中亚的雅利安人翻越兴都库什山脉，迁往南亚次大陆定局，并战胜南亚土著，成为这个板块的统治者。只不过，相较于南亚土著（达罗毗荼人），雅利安人总体规模较小。雅利安人为了在这种不利格局下，使自己族群的统治地位长期维系，就鼓捣出了一套种姓制度，将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印度人，划分成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大种姓，甚至连列入种姓的资格都没有的贱民。这里面，雅利安人基本上都被划入婆罗门、刹帝利这两大高等种姓，经过时光洗礼，慢慢的发展成后来的印度斯坦人；而达罗毗荼土著则统统的划入吠舍、首陀罗这两个低贱种姓，乃至于贱民。鉴于雅利安人，还有之后岁月中陆续由中亚迁入南亚，并在当地确立统治权的中西亚族群，这部分人的肤色都普遍较达罗毗荼人更白，所以这种阶级划分，也沾染上了十分明显的种族歧视色彩。
这种划分法，自然会招致低种姓达罗毗荼人的愤慨。为了避免这帮土著反抗作乱，危及自身统治，印度斯坦人旋开创出印度教，通过宣扬“今生受苦、来世就可以得享幸福”的印度教教义，给低贱种族洗脑，让他们接受今生受苦受难，可以换得来世福报的观念，借用此法，消灭低种姓的反抗意识，从精神层面把他们彻底奴化。
当然，从效果看，这套印度教义也确实达到了创建者的目的。印度文明在长达数千年的岁月中，一直基本保持稳定，像农民起义之类的阶级革命几乎很少发生，印度教中让被统治者安贫乐道的教义可谓“居功至伟”。（相应的，同样诞生于印度的佛教，却由于提倡众生平等，不利于印度种姓阶级社会的稳定，反倒在当地逐渐消亡）
只是，凡事有利必有弊。

鉴于今生注定受苦受难；首陀罗、吠舍以及贱民们，对高高在上，又统治阶级把持的国家和政权，自然不会有任何认同感；而且，印度教的太过强势，还严重削弱了世俗权力的含金量，治权在相当程度上被教权压制（在种姓制度框架下，作为印度教祭司的婆罗门处在第一等级，而由国王、官吏等世俗官吏组成的刹帝利，只能名列第二等级）。
世俗权威的受限，其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中枢政府派驻各地的职业官僚，很难依托朝廷威仪，对地方予以有效管制——这根中国普通百姓对皇权、官府的敬畏形成强烈对比。
只有在当地经营多年，直接控制低种姓人民的土邦贵族，和那些从精神层面钳制民众思想的婆罗门，才能够赢得百姓的认同与畏惧。
流官制是中央集权的得以推行的基础。既然流官无法有效驾驭地方，而只能假手当地的祭司和地主，那来自中央的权力，就不可避免的被地方实权派瓦解。
种姓制度是印度社会维持稳定的基石，但却也是瓦解中央集权的俄利剑。既然种姓制度无法去除，印度的文明内部整合、以及政治上的权集中枢，当然也就成了镜花岁月。
相对独立的地缘结构、二元地缘核心的分崩瓦解、以及种姓制度的限制，这三种因素，共同铸就了印度内部的分裂基因。而内部的撕裂，又对印度打造国内统一市场的努力构成了严重的掣肘。甚至连国家认同感和民众凝聚力都因此大受影响，国家崛起之路也因此波折重重，这种情况下，印度在跟中国的竞争中，也不可避免的被越拉越远。
当然，对此，印度是颇为不甘的。早在20世纪90年代，印度便开启了自己的经济改革，希望从经济切入，逐步摆脱这种困境，让印度能够傲立于现代文明之林。不过近30年过去，这场印度版的改革开放，远远未达到预期，期间印度施行的一系列改革政策，都遭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让效果大打折扣。那么，这次印度的现代化改革，到底遭遇了哪些困难？为何中国的改革能够一路凯歌，印度却束手束脚，成效不彰呢？某种程度上，这是印度这个国家的宿命。而具体点说，又跟印度的一些现实性结构缺陷密切相关！

『肆』 跪求《形势与政策》参考答案： 一、结合“十一五”规划完成的情况... 二、结合中印“龙象之争”和当前...

十一五”规划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中长期规划。站在新的起点上，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务必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内需主导型发展战略，更加突出地强调产业技术进步战略、制度创新战略和人力资源优先开发战略，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充分有效发挥我国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实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经过5年的奋斗，中国迅猛发展进入了十二五时期。
十二五”时期(2011-2015)，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深刻认识并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新特点，科学制定“十二五”规划，对于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对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
二、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三、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四、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
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六、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
七、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八、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九、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十、加快改革攻坚步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一、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十二、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十二五”规划而奋斗

『伍』 如何看待中印龙象之争

这的确是一个有潜在价值的问题，作为两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两国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实力和资源，同时作为两个劳动力大国，在当今综合国力竞争的年代，又都有着后发优势。目前来看，印度已经基本建立了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当然科学成熟的运行还需要时日，其次，是印度的英语教育优于我们，而这时外商投资的一个重要考量标准，再次，印度在软件产业上已经有了成熟、先进的产业链。其他方面，印度人佛教思想浓厚，贫困人口众多，社会问题错综复杂，是他们的劣势。我国总体上现在的发展优于印度，但是，前面印度的三个优势并非短时间内可以实现，而这些都已经开始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制约，所以龙象之争，的确有待观察。

『陆』 浅析中印关系和未来走向

解决问题，慢慢友好

『柒』 《中国、印度与世界新秩序：龙象之争(选载)》最新txt全集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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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
导言：中国、印度与世界新秩序
第一章：历史回顾。
第二章：走进中国。
第四章：中国在呐喊，世界在倾听。
这本书的灵感，既不是来源于北京、上海、德里和孟买给我的奇思妙想，也不是凝视着“经济水晶球”产生的突发奇想，而是来源于一次讲演中一位听众的精彩提问。几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在伦敦给一群商人（主要是实业家）做一次演讲。我给他们简略地讲述了一些常见的话题，比如通货膨胀和利率会发生什么变化，英国财政大臣在酝酿什么计划，英国是否会加入欧洲的单一货币（这已经是不久前的事情了）以及诸如美元、油价这样的话题。他们虔敬地听着，不时会提出一些问题。其中一位听众问道：“中国和印度会怎样？”这一话题不在我演讲的计划之中，却引起了听众的共鸣，并激起了他们激烈的讨论。从交谈中，我发现大家普遍对中国和印度崛起带来的影响持悲观甚至有点宿命论的态度。中国以惊人的速度抢占了全球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印度也以类似的速度占领了全球的服务……
应该是你需要的吧

『捌』 中印“龙象之争”是指什么

有一种说法，把中国比喻成龙，把印度比喻成象.有 些媒体把中印看成经济领域的竞争对手，把两国的发展进步比作‘龙象之争《星期日时报》的经济编辑戴维·史密斯撰写的《龙象之争：中国、印度与世界新秩序》